读了1999年6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赵汀阳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语言》（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不是来自赵文的某些具体观点，而是整篇文章的论证方式，尤其是其中所隐含的一些未加详察的形而上学的假定。
严格地说，如果细究赵文中的每一句话（除了极个别的陈述句外），都会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plausible）的概念，以及一些貌似玄妙却没有得到经验检验的断言。这决非是因为该文倡导了“日常语言”之故，恰恰相反，是文中多次出现的不知多云但决不是所谓的“日常语言”（比如“语言‘复性’的途径”中“复性”等）所致！
由于赵文中所出现的问题在学界决非个别现象，因此有必要在此做一些澄清。读完赵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即贯穿在赵文中的“日常语言”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指“学术白话文”？还是指“公共语言”，或“民主语言”？若是学术白话文，它又有何特征？它属于“公共事业”吗？日常语言和学术语言的分野何在？日常语言是不是总与学术语言对立？使用日常语言是不是就可以改善甚或最终挽救“目前学术语言的晦涩状况”？赵文不是回答了这些问题，相反，造成了更多的歧义。
在赵文的结尾，给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所以需要学术“白话文”的三个理由。有必要引用如下：
1．日常语言是最丰富的语言。……因此它是充当最后解释的“最后元语言”，是一切语言的“母语”。……学术语言的最终解释。
2．日常语言是最直接的语言。……它表达着思想问题的原生态，因此，使用日常语言有利于使在某些造作的学术概念影响下逐步失真失控的思想问题恢复其真实意义。
3．日常语言是最敏感的语言。它与真实问题的变化是同步的，这种“鸭先知”的感觉有利于保持思想的前卫性。显然，假如思想失去前卫性，就容易退化为陈词滥调。
由于没有给出“日常语言”的精确定义，上述三个理由都显得有点不知所云。如果我们不看上述论点的详细解释，只是笼统地说，“日常语言”是最丰富的、最直接的、最敏感的，也不给出特定的指涉，表面上似乎还不成问题。问题在于，用它们来解释日常语言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牵强。赵文对上述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更是隐含了太多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赵文结论中的第一点就不但蕴含了还原论的假定，而且还隐含了另一个在实际操作上不可能做到的、自相矛盾的假定。如果一切语言都能最终用“最丰富的”日常语言来解释或还原，日常语言究竟为何物就得大打问号了。另一方面，如果日常语言“充当最后解释的‘最后元语言’，是一切语言的‘母语’”，那它与充当“学术语言的最终解释”应该不是朝同一方向迈进，这两者分明处于解释的两极。现在作者却把它们集于“日常语言”一身，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赋于它的功能是否是真实的。
至于第二点，能否用“表达着思想问题的原生态”（同上，黑体为引用所加）的日常语言“使在某些造作的学术概念影响下逐步失真失控的思想问题恢复其真实意义”？这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假定。很明显，在这里，日常语言被赋于纠正受“造作的学术概念影响下逐步失真失控的思想问题”，使其“恢复其真实意义”的重任。但日常语言无力担此重任。
虽然社会科学（此处不谈人文科学）也许不像“自然科学一样是由专家们完全说了算的一种专门知识和技术”，但社会科学也并非刚好反过来，是由门外汉说了算的。日常语言除了具有丰富、直接和敏感的特点外，更有一大特点是其多义性或歧义性，而这个特征正是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语言所最不能容忍的。如果不谈日常语言中的句法结构（或假定它与学术语言的句法一致），日常语言中的“话语”就对应于学术语言中的“概念”。但无论从内涵的精度和外延的广度来说，日常语言都不能胜任人文社会科学对学术语言所提出的最起码的要求。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概念的“抽象”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而日常语言恰恰缺少这一点。否定了这一点，或者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加剧本来就混乱的学术研究。
一切科学的抽象，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里发生和进行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任何一门学科中，抽象的科学概念越多，越被人们所理解，越渗透到日常语言之中，就越说明该学科的进步，或至少表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不能因为“日常语言与真实生活及其问题有着最大最直接的接触面”，就要求日常语言进入学术语言。这根本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并非把“真实生活”做为最终和唯一的目的，就看不出赵文提倡的让“日常语言”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充足理由。
恰恰相反，倒是学术语言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日常语言，如赵文中所说的“原生态”，“元语言”，“元元语言”（随便问一下，赵文此处的“元”［meta］究竟作何讲？）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日常语言进入了学术语言，但其意义或是受到修正、或是受到限制，甚或彻底改变。从另一角度而言，在学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也并非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如果仅出于论证的需要，人为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是让人迷惑的。
再谈第三点。赵文认为，日常语言由于具有“与真实问题的变化是同步的”这种“‘鸭先知’的感觉”，从而“有利于保持思想的前卫性”。这更是作者主观赋予日常语言的过高期盼，与日常语言本身无关。我相信，任何有理性的读者都不会贸然地得此结论。关于思想的前卫性究竟来自何处，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否在思想史上有因受日常语言的影响而导致的思想的前卫性，不得而知。退一步讲，既便是有，做出这种论断也是不严谨的。诚如作者所言；“假如思想失去前卫性，就容易退化为陈词滥调。”
如果我们同意赵文所说的“现代白话文的成功建立在古典白话和西方科学—逻辑表达方式的顺利结合上”，原因在于“科学—逻辑表达方式就其本性而言是可以普遍转达的语言方式，虽然科学—逻辑表达方式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文化拖累’，”那么，何以“现代汉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表达方式上却不太成功”呢？
赵文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从外国引入的，有着明显的“文化拖累”。但在赵看来，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是“现代人文汉语自己不够成熟”，“对自己生活提出的问题和母语自身的语言发展潜力缺乏足够积极的关注”。更深层的问题更在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成功使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媚俗地（黑体为引用者所加）深陷在知识制度和学术范式的模仿幻觉中。”
那么出路何在？按照赵文的说法，这就是要求日常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
赵文似乎看到了目前学界的种种弊端，但可惜他给开错了药方，本末倒置。如果真如赵文所倡导地那样，能用日常语言来解决诸如问题，那问题也太简单了。
退一步讲，就算赵文提倡的“学术白话文”是摆脱“学术语言的晦涩”的一种途径，也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摆脱“学术语言的晦涩”的根本出路，在于学者自身提高最起码的逻辑修养，放弃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的做法。但诚如作者所言，“无论如何，学术问题永远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决不能通俗化为普及教育水平。”
另外，抛开人文科学不谈，社会科学也决非都是赵文所理解的“公共事业”。这一点因为多少与讨论的问题有些距离，以后再详叙。
我不反对日常语言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是想强调，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科学有其固有的特征的话，我们就应该充分注意到日常语言的局限性。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落入高级媚俗的地步。
虽然我们时刻也离不开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的指导，但对于赵文所说的学术的非“白话文”现象，有效的方法似乎不是引入“日常语言”来拯救“鲜活清楚的学术语言”。当务之急，不妨效仿一下当年维也纳学派所做的那样，“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消除形而上学”。
言犹未尽，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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